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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回忆刘金旭先生

发布者: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2-05-18  作者:Admin  来源:

        刘金旭教授是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第二任所长。1917年生于天津,1939年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46-1952年,他先后赴澳大利亚、美国留学,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营养学博士学位。1956年8月,他携全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的创建者之一。历任畜牧所动物营养室主任、畜牧所所长,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交流部主任等职。他呕心沥血,不断开拓创新,以他的睿智、勤劳、热心带出一支动物营养学科研队伍,创造出了走在世界前沿的业绩。由于积劳成疾,他于1991年12月25日与世长辞。斯人已去,哀思长留,怀念音容,一生难忘。 
        1960年初,我大学毕业后来畜牧所工作,分配在饲料牧草和动物营养研究室,室主任刘先生是我步入社会涉足科学研究领域最早的老师。记得我第一次进他的办公室,简单问过我几句之后,他就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英文版图书《猪的饲料和饲养》让我阅读。由于大学里学俄语,当时我只会26个英文字母和不多的几个单词。刘先生规定我一天看几页,看完后到他办公室接受逐句辅导。那时我没有字典,国家经济困难,纸张奇缺,书店也没有字典卖。为此,他专门写信给住在农科院、主编过英汉小字典的郑易里先生。我带着信去找,虽未能如愿,但一直感念刘先生。后来我从西单旧书店淘到一本很老的字典,总算有了自己能随时查阅的工具书。刘先生还用不同方法让我们尽快提高英语水平,1970年后,畜牧所迁往青海西宁市,新的文献资料奇缺。刘先生利用探亲或出差的机会在北京图书馆寻找国外文献,通过照相、复印,带往或邮寄到西宁,先给当时阅读水平比我好的黄俊纯同志看,然后再将有关的转给我和其他年青人看。年年如此,使我们身在边陲,同样能掌握先进国家的信息。1978年,刘先生从美国带回由美国农业部编印的《牧草纤维成分范氏分析法手册》,立即让我们组织翻译,刻板,油印装订,后来带到全国学术交流会上,受到与会者极大的欢迎。这次锻炼不仅使我们提高了英语水平,也给沿用了几十年的饲料常规分析方法注入了新的血液,并及时与全国各兄弟院校、所共享。 
        在科研工作中,刘先生一直倡导研究人员互相交流,每隔1-2周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由一人主讲,然后围绕主讲的题目展开讨论。开始大家都不习惯,也没人提问题,刘先生就自己带头作报告,并提出各种问题。他要求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不要只听别人讲,要跟随报告人的思路,发现问题,待报告完毕及时提问,以求真正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这种讨论纠正了我们单向思维的误区,一人发言结束,别人及时给予反馈,就感到收获很多,虽然事先做了准备,大家提出问题,才知道自己考虑得并不全面。研究室组织这种讨论会,学术上互相启发,技术上相互交流,增强了大家完成科研任务的信心。通过出国交流,才知道刘先生组织研究室的讨论就是国外院所常用的“Seminar”。刘先生引进这种方式,使畜牧所科研人员之间学术交流的气氛逐渐活跃,其他研究室也相继仿效开展起来。1984年饲料与牧草研究室有个赴新西兰、澳大利亚考察与学术交流的机会,原拟去外语学院请一名翻译,刘先生作为所长,提议让我充当翻译前往。接到任务,我收集了许多牧草方面的文献和词汇,边学边用。在团长苏加楷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顺利完成了此次历时42天的考察中的翻译任务。此后,饲料室与两国同行一直保持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刘先生提携后进的良苦用心。 
        刘先生对老同志一样从严要求,但是只要是工作需要,他毫无架子热情支持。改革开放后对科研人员实行技术职称制度,刘先生是本所第一任高级职称评委会负责人。我作为研究室副主任被允许列席评委会,当时申报职称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和前辈,刘先生毫不客气地向他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犀利的问题,令我咋舌。1984年饲料研究室组团出访,需要准备可供交流的资料,当时能用英文流利写作的人少,时间又紧,饲料室选择了熊德邵先生关于中国栽培牧草和苏加楷先生关于苜蓿品种比较试验两篇论文,刘先生带回家利用晚上时间亲自译成英文。几天后文章就交到我手上,要我按科技论文规格打印出来。当时我刚学会用英文打字机打字,正好派上用场。这次访问,以及我们带去的论文,达到了增进学术交流,建立学术友谊的目的。 
        工作勤奋,厚积薄发是刘先生工作的特点。刘先生家住天桥,六十年代,北京的交通还不太方便。他每天早上带着饭盒5点多出发,连换两次公交车到所里,天天如此。他到所后,换上工作服先打扫办公室,到开水房打水,然后去各实验室或动物房视察一圈,这时我们可以利用见面的机会提出问题或交谈几句。他常在全室会议上给我们指出他发现的问题,督促大家解决。他虽然忙碌,却始终想着畜牧业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他勤于积累知识,每周都去北京各有关图书馆查阅国外新到的文献资料,并将重要信息记录在卡片上。我们在实验室工作时,常收到他给的卡片,上面有与实验有关的信息,督促我们去图书室查阅。即使在畜牧所落户青海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也常收到他寄来的棉菜籽饼、粕研究的信息。由于有了积累,才提出了蛋白质饲料资源这一关系到畜牧业生产的重大课题,通过研究获得一系列成果,适应了国民经济中饲料工业大发展的需要,使畜牧所的研究处在全国领先的地位。同样,关于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中有关硒的研究,当时国内除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人的地方病方面涉及以外,我们知之甚少。刘先生利用多年积累的资料在研究室内作学术报告,并将资料分给大家看,同时组织讨论。当时美国农业部土壤实验室和几所大学已经进行了有关硒的研究,刘先生根据积累的资料,结合我国人类地方病的有关信息,提出开展全国饲料牧草和土壤中硒元素普查的研究课题,组织全国相关专业单位开展大协作;对外争取到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对内组织畜牧所相关研究室之间的合作,取得很大的成功。这一科研成果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对遏制我国家畜地方病(白肌病)的大面积流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协作拓展了各兄弟院所的研究思路,也奠定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基础。这两项大课题的研究,带动了畜牧所一系列课题研究的蓬勃开展。刘先生并通过这一契机,把一批中青年学者推上业务前台,鼓励他们直接面对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 
        刘先生是美国畜牧学会会员。1983年,我随刘先生出访美国,同时参加畜牧年会,期间先后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受到在美执教的刘先生的同学、同事热情款待,还参加了周末的聚会。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进入西方世界,看到美国的教授家中都有小汽车,居住着两层小楼,后院还有小花园,室内窗明几净,室外鸟语花香,还有私人游艇。我们既好奇又惊讶,而刘先生气定神闲;专心准备学术报告,参与交流。想到刘先生回国后几十年来面对艰苦的物质生活安之若素,对工作、对培养年青人始终充满热情;对国外的优厚条件不动心,不妄自菲薄,令我由衷敬佩。 
        1991年冬我由外地回京,听说刘先生病重,与黄俊纯同志同往医院探望,那天天下着小雪,上楼进入病房,顿觉暖和。室内有一位护士和刘先生的夫人黄亮教授。黄教授俯身附耳细语告诉躺在床上的刘先生我们前来探望的消息。刘先生听后立即坐起,此时,我才发现原来刘先生身上系了一根纱布条,另一端拴在脚下的床栏上。他用手攥着床拦上的布条坐起身来并和我们握手,当我看到刘先生的面容,心里一阵颤抖—他的面颊凹陷,颧骨突起,由于消瘦,一双眼睛显得比平时大得多,但仍然炯炯有神地看着我。看到刘先生被疾病折磨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我一阵心酸,眼眶里一下就湿润模糊了。我强忍着将泪水吞咽回去,一再说:“你要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由于来时我抱了一个西瓜,双手冰凉,而刘先生的手特别暖和,我怕冰冷了刘先生的手,想抽回来,但刘先生紧紧握着不松,持续了许久。这一刻成为我日后心中挥之不去的影像。此后不久,就听到刘先生去世的消息。不曾想那次病房中的握手成了最后的诀别。也许刘先生已经感觉到时日无多,所以握着我冰冷的手也不愿松开;或许是在叮嘱我,要挑起重担把工作做好。想起这些,我十分惭愧,工作中没有做出大的成绩,只在反刍动物营养研究方面为后来人作了些许铺垫。不过,我将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给年青人,即使退休以后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我唯一聊以告慰刘先生的地方了。 
        抚今追昔,心绪难平。仅以一首小诗结尾:蹉跎流光近七旬,师容梦中见如生。蓦然回首忆往事,闭目思量泪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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