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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回忆畜牧所原建制返回北京的日子

发布者: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2-05-18  作者:Admin  来源: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在十年动乱中期的“斗批改”期间,与国内大多数科研院所的命运一样,成了下放拆散的对象。1969年就传出了畜牧所将被迁往甘肃或青海的消息,1970年11月,畜牧所正式迁到青海,在那里我和我的同志们共同经历了九年的艰难岁月。1978年秋,随着形势的好转,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春风开始重新吹遍神州大地。经国务院批示,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所等三个研究所迁回北京原址,畜牧所是其中之一。

        一、畜牧所回迁的前兆

        1970年11月迁到青海后,畜牧所下放人员有一半合并到了青海省省所,另一半分散到各州、县、场。能有一半人未被遣散的原因,有徐矶同志作为下放小组负责人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青海省领导部门不愿将有实力的科研院所拆散的客观因素。志同才能道合,在双方多次商议之后,结果是将近半数来自北京的下放人员全部并入青海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原省所的人员全部保留。此举实际上加强了青海省畜牧科技的力量。勿庸置疑,这支合力很快发挥出主导全国畜牧科技潮流的作用。

        下放才一年多,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就在《关于中国农林科学院调整体制编制的报告》中指出:青海畜牧所的研究需要带全国性科研任务。1973年中国农林科学院革委会决定在原畜牧所旧址成立中国农林科学院畜牧所筹备组。1977年农林部党核心小组指示,原下放的畜牧所(青海)要调整为以部为主,部与地方双重领导。这就是畜牧所回迁的前兆。

        二、消息传来的时候

        回京的消息传来以后,人们沸腾了。然而问题也来了,人们纷纷议论着,谁可以被撤回、谁不可以?在青海已成了亲的应该怎么办?已下放到州、县、场去的怎么办?子女已插队又怎么对待?原来属于青海畜牧兽医研究所的职工,是否也一并迁回北京呢?消息传到州、县、场后,人们不断地到西宁来打听。一句话:激动万分,兴高采烈,又忐忑不安,怕万一被留下来。这时候与我们一起下放的领队徐矶所长饱含深情地表示:我带下来的人,要尽最大的可能一个不少地带回去,并且要立即组成回迁的班子。这才安定了人心。

        三、回京的组织工作

        这句话好说,做起来却要细致地安排。首先要征得青海省领导和青海省畜牧局党组织的同意。自然,青海省有关部门不愿意把原来省所的人员带走,除非成了亲的,不能不照顾,可以随北京所的人员搬迁。这样达成了共识:原来北京所的人员,无论在省所或者已到了基层,一律随原建制回北京。

        根据农业部的批示,恢复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的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畜牧所人员,去青海的大约占70(其中有一部分因不适应高原气候自谋出路,又从青海分散到其他各省去)。还有30的人员当时留在北京市单位和中国农科院院部,此次恢复畜牧所,全部将以上人员收回。二是在所迁去青海后在原所址成立的养猪研究所的班子。三是院本部为了适应那几年畜牧生产不断出现的问题而成立的红旗科技服务队中畜牧专业的人员。但人数加起来还是不够文件要求的回收200名技术骨干的数目。

        1979年元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决定成立收回下放青海人员的接收班子。组长为徐矶,组员由院部组成,包括马林树、何家栋、范垂宏、王学高。全组到西宁去研究下放人员接收事宜。然后,由马林树等同志在京组织清理养猪所用房,进行维修、粉刷等工作。徐矶在西宁成立联络小组,立即着手编制在青海的人员名册,申报到院部,并由陈幼春、黄俊纯、朱裕鼎等三人于1979年1月中赴京。任务之一是联系北京市公安局、商议具体的接收户口的事项,并接收每一批到京的户口;之二是落实每户人员的临时住房,临时接收方案是:将集体宿舍第二和第三层,每室一户,随机排列,定名定室,子女超过2人的和异性子女要按排双间。凡不同姓氏但同性别的大孩子共一大间,安排在畜牧所老实验楼;之三是联系子女上学;之四是带回研究科室分工的初步建议和与在京部分合并的方案等。

        何康部长对畜牧所回迁十分关心,于元月到马连洼原所址来视察,由何广文副院长,何家栋处长参加有关合并的事项研究及落实工作。并开始与青海所研究分所后涉及的仪器、图书、档案、设备、成果等有关的分配问题,立即付诸实施。当时何部长等三位领导的关怀、形象而具体的指示与帮助就是畜牧所人员心中的温暖和希望。“三何”就是天地人和,一时成为大伙的口头禅。

        四、时间紧迫,掐日子办理进京户籍入迁工作

        在小平同志主持我国领导工作后,全国的生产蓬勃发展,然而国际形势仍很紧张,东南亚很不安定。出于战备要求,北京市在1979年初已内部动员机构和市民向周边疏散。我所的回迁在国务院文件指导下继续进行着,但是在当时的时局下,如果不能于2月中旬前办好进京户籍入迁手续、畜牧所还得被以外迁单位对待。我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一个大概,不许言明原委,又不能电话告知在西宁的徐矶所长,急得无从商议,只能电码暗示,再发急件,要求务必将第一批青海户口最迟于2月15日送进北京市公安局。

        2月上旬,我在院招待所暂租一房,借得自行车一辆,多次往来农科院与市公安局,频繁进出西直门,找最近便的胡同,经东交民巷到前门东大街。那时候天已不太冷,但早起很凉,骑自行车到公安局还是一身汗、外凉内热,并无怨言,一直到90以上的户口转入北京市为止。

        青海方面办理出省户口,尤其在各州、县、场也并不容易,需通过省公安局使劲。总算不负众望,长途电话通知我,胡锡堃、车达中等一行10余人并带一批户口可于2月15日晨到京。那一天早晨我急不可耐,等待于出站口。好容易望见胡等拉大带小的、缓缓地走出车站。我上去第一句话就是要户口本,他们不知就里,哪里知道我急于索取户口本是为什么。其实第二天大家就知道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消息,我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北京为备战,防止北线不测,如果形势不好,原本是北京的单位也得外迁,何况尚未迁回的单位呢!大伙也就谅解我了。

        我把他们大致安顿一下,就急着去了市公安局。第一批户口迁入了,从此,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正式被认作是在北京的单位了,后面的户口可以鱼贯而入。幸亏南线顺利,随后户籍再无困难。我隔日去办一次,可谓按部就班。我们三人小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妥了。

        五、要建成一支能文能武的科技骨干队伍

        徐矶曾坚持要与最后一批人共同回京,当青海人员户籍已全到手,一大半人员陆续到达马连洼后,徐矶被催促回京。当时再次明确他是接收组组长,立即开始研究强化本所科技力量的方案。原畜牧所的人员,去青海以及以前数年被下放到各地的并不少。所里将科研骨干召集在一起,汇总了分散到各省区的人员情况,凡是愿意回所的一律接收。当时要求,包括57年反右时下放的人员在内,要组成一个具有200名骨干科技人员的队伍。对于从非70年下放青海的人员也要回收,限制只有一条,子女人数超过两名的不得接收。但这条限制不是本所的特殊规定,而是北京市当时的统一规定。我们这批人的任务就是提线索、写人名。之后我们三人也归队到各科室,从事专业工作去了。

        一晃快30年了,有些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老段让我写回忆录,我琢磨着,还是写一段大伙了解不多的,又极其关键的历史细节与大家共享。愿大家珍惜光阴、热爱专业、立足本职、发光发热。为祖国的畜牧事业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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